在楼市面临所谓“拐点”的社会心态下，我们不妨借机深入反思“限购”本身的功过得失。

　　最近，呼和浩特率先放开限购的乌龙事件引起舆论关注——6月25日，该市房管部门发布文件，称该市居民购房不再需要提供房屋套数证明，但文件于当日下午被以“打印错误”为由从官网撤下；26日，其官方网站发布更正声明，称将文件中“含二套住房”改为“含二手住房”，即：取消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制度，居民购买商品住房（含二手住房）在办理签约、网签、纳税、贷款以及权属登记时，不再要求提供住房套数查询证明。

明眼人不难看出，“一字之改”并未本质上改变文件的中心思想。此文件的“改后重发”，意味着呼和浩特成为“全国首个正式发文确定放开楼市限购的城市”。专家认为，这一做法将对其他城市形成示范效应，一些二、三线城市将会跟进。这种声音正在日益成为主流——因为就在呼和浩特发文取消限购之前，已经有南宁、天津、无锡等数个城市变相或曲线为限购松绑。而商业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则显示，在国内大中城市中，温州、西安、福州、杭州、沈阳、青岛等15个城市存销比超过20个月，地方政府正面临限购松绑的冲动。

当然，从整体上判断，目前尽管经济下行有所压力，但从目前各方共识来看，中国已不大可能再押宝于房地产的拉动效应；同时，国家花了3年时间刚刚建立起刚需主导的相对健康的楼市，贸然全面放开限购将导致投机氛围变本加厉，令前期调控努力付诸东流。因此，中央对涉及限购政策的调整必然非常谨慎。

　　理性看来，此前一些所谓“楼市崩盘”信号，其实更多是企业促销出货的个别行为，一些人以此大肆唱崩楼市，或者是反应过度、或者是别有用心。对于这些论调，不妨探寻背后的利益纷扰和心态纠结，一方面兼听则明，另一方面也要看透纷扰。

　　同时，对部分因地制宜的地方性微调，也要辩证看待。中国各地发展参差不齐、千差万别，必须强调实事求是。个别城市松绑限购，可能确实有着“救急”的特殊紧迫性；有些地方放宽限购条件，又可能是对以往“误伤刚需”政策的趁势纠偏。对此，也不可一概而论，不妨多些耐心，以观后效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在楼市面临所谓“拐点”的社会心态下，我们不妨借机深入反思“限购”本身的功过得失。在前两年投机氛围过浓之时，相较之其他一些扬汤止沸的调控手段，这一狠招确实起到了釜底抽薪的遏制效果。但也必须清醒：抽掉的“薪”很容易被重新放回“釜底”，尤其是在楼市与地方经济捆绑过深的背景下，当“釜底”柴火太少，这锅“汤”温度过凉有些让地方经济吃不消时。

　　从更长远的视角分析，抑制需求终究不该是“杀手锏”，至少不应该是终极手段。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，楼市的运行当然也必须遵循这一要义。改变供求关系不能只从打压正常的市场需求下手，而更应增加不同层次的市场供给。毕竟，人为扭曲供求关系、人为隔断市场“无形之手”的自动调节，容易造成“需求堰塞湖”，从而一旦政策有所松绑或执行有所走样，则地方土地冲动与公众投机情绪极易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。这种调控动机和意愿上的“上下错配”，长远来看既不利于楼市秩序的深层优化，又可能令政令威信向下衰减。

　　楼市治乱，必须多些“系统性重构”的决心。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高度对应，中国楼市同样处于“三期叠加”阶段，即“增长速度换挡期”、“结构调整阵痛期”、“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”，转型压力客观存在；而鉴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存度，“土地财政”又与财税体制改革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，楼市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。越是在这种时候，越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所强调的“系统性重构”的理念、决心和魄力，绝不可再刻舟求剑、头痛医头，一味添加新的政策补丁，而应该力争既求一时之效，更谋一揽子解决。(摘自广州日报)